活得足够久是多久？这一点马鲁兰达没说，李再安也没有问。

　　人生百年，无疾而终，似乎才能算足够久，但李再安不认为自己会有那么好命。

　　他可不是信奉上帝的善人，而是将自己的宿命托庇于撒旦的恶魔，上帝显圣总是为了惩罚信徒，而撒旦降世却总是给信徒加持各种各样的庇护光环，所以做个恶魔总是要比做个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也就是所谓的好人不长命，祸害一万年。

　　在马鲁兰达的游击队营地里，李再安停留了三天，毕竟他是被绑架过来的，总不能毫无缘由的再被放回去。

　　那样的话，布伦特不起疑心才叫咄咄怪事。

　　为了让一切显得顺理成章，马鲁兰达专门安排人到帕克阿，和史皮进行谈判，要求史皮支付两百万的赎金，然后他才会放人。

　　绑架肉票勒索赎金，这种勾当也是游击队经常干的，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

　　不过史皮拿不出两百万美元的赎金，他那里只有李再安带来的一百五十万美元货款，其中的五十万还交给了布伦特。

　　钱带的不够？

　　那没关系，允许你还价，这就是游击队比较“通人性”的地方。

　　最终，经过三天的谈判，双方将赎金敲定在一百万美元的价格上。

　　李再安无法主导谈判的事，他呆在营地的三天里，就是无聊的四处乱逛，马鲁兰达也不安排人盯他，任由他四处走动。

　　正是因为这样，李再安才能对这支活跃在哥伦比亚丛林中的游击队有更深入的了解。

　　国际舆论加诸在马鲁兰达头上的头衔很多：反政府武装头目、大毒枭、恐怖分子等等等等，但对于那些人权组织来说，马鲁兰达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是他将大批的孩子送上了战场。

　　这一点是实情，就像李再安所在的这个营地，驻扎在这里的游击队武装有将近四百人。

　　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是十五六岁左右的孩子，而那些为营地士兵提供特别服务的女兵中，更有超过半数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

　　而马鲁兰达本人，却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有其独特的解释，按照他说的，在他带领下的这些童子军虽然要参加残酷的战斗，要做一些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但相比起丛林各个部族中成长的孩子们来说，这里的未成年人死亡率反倒是哥伦比亚最低的，生活待遇上也是最好的。

　　这些少年兵不用像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那样忍饥挨饿，不用担心被一场只需简单治疗便能治好的疾病夺取生命，除此之外，参加他的部队还能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还能为家人挣到一份口粮。

　　他们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也能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这便是他在做的事情。

　　马鲁兰达不仅仅是一个搞军事斗争的武装首脑，也不仅仅是个恐怖分子，在哥伦比亚搞了这么多年的武装斗争，他对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三天里，李再安同马鲁兰达时常会有接触，甚至经常共同进餐，每到这个时候，两人都会谈论一些类似宏观的国家问题。

　　按照马鲁兰达的说法，哥伦比亚自从1938年取得独立以来，国内经济曾经尽力过数次高速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国内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够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任何实惠。

　　这一点，从一个数字上就能得到证明：1938年哥伦比亚独立之始，国内人均收入为294美元，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到去年年底，哥伦比亚国内人均收入为354美元，增长不到六十美元。

　　这个数字就说明了哥伦比亚国内的赤贫人口在逐年激增，他们的超低收入摊薄了原本应该大增的人均收入。

　　在如今的哥伦比亚，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印第安、欧洲混血种人，以及大量的黑人、黑人混血种人缺乏政治地位。

　　按照宪法的规定，享有选举权的选民，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财产，仅仅是这一条，就将大部分哥伦比亚的赤贫人口排除在公民权之外了。

　　而真正在这个国家上流社会占据主导位置的，当然只能是那些富裕的白种人，那些西班牙统治者的后裔。

　　所以，归根结底，哥伦比亚还是没有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革掉殖民者的命。

　　而对于李再安来说，他对哥伦比亚的贫富分化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实际上，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基于所有拉美国家现状的。

　　在李再安看来，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之所以出现诸如贫富分化、通货膨胀难以治理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治理宏观的支配理论出了问题。

　　就像巴西，自从军政府时代起，历任巴西利亚政府都信奉四条经济原则：首先一条，就是“蛋糕论”，包括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在内的一批人都坚定的相信一点，国家治理经济，必须首先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如何分配的问题；

　　第二个原则，就是“积累优先论”。

　　他们认为，要想把蛋糕做大，就得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就得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的潜力；

　　第三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增长与公平的“不相容性”原则。

　　他们认为增长与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相容性，所以，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不公正会在强大的发展动力中逐步消除；

　　第四个原则就是所谓的“滴漏机制”和“溢出理论”。

　　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于通过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

　　富人会把收入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支出。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储蓄率就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收入就越会通过市场机制“滴漏”在低收入阶层身上。

　　这四大原则便是拉美各国普遍奉行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套理论实际上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理论大同小异。

　　两套理论体系都看似可行，说起来都头头是道，实际上都天真的近乎愚蠢。

　　李再安很清楚共同富裕的利润，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谓的共同富裕路线，实际上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饿死那些没能富裕起来的，最终让活着的人共同富裕”。

　　而在拉美各国，这四大经济原则所炮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便只能带来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结果，随之产生的，便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在极富人群操纵下的政权跌宕、社会底层人群带来的恒久骚乱与暴力冲突。

　　贫困与不公永远都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最直接原因，谁都不要将自己说的多么高尚，当别人一顿饭花费数千甚至上万美元，而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不到一百美元的时候，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当你身边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都与你存在相同不满的时候，你又会做什么？

　　当这数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有人高呼一声“既然不能体面的活着，咱们就战斗至死”，在这个时候，你最可能做的又是什么？

　　可以说，李再安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拉美各国目前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本来由，当然，这种来由只是经济上的因素，不包含政治上的因素，没办法，他玩经济还算有一手，可玩政治还不到时候呢。

　　像类似李再安这样的说法，马鲁兰达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观点对他来说很新鲜，如果细想的话，也很有道理。

　　李再安没有用他习惯用的那种阶级划分法，他口中所说的是利益阶层这个词，那些最先富裕起来并且注定还将继续富裕下去的人是一个利益阶层，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任何倾向于普通民众的政策都必然侵害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会反抗，会利用种种手段使这些政策流产。

　　尽管对李再安这个人不怎么喜欢，但马鲁兰达却很欣赏他的见识和眼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毒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毒贩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他的人生目标，有他的毕生追求方向，如果同时他还有了与这些目标追求相配套的见识与学识。

　　那么……警察恐怕就阻挡不了他了。

　　放回李再安是在收到赎金后的第二天，他被马鲁兰达的人缚着双手、蒙着眼罩，送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当天深夜，布伦特安排的直升机按照方位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茫然不知的睡在一个鳄鱼巢穴边上，如果不是营救者来得及时，他很有可能会成为那只怀孕母鳄的夜宵。

　　这一番变故，令布伦特对李再安的疑心尽去，他转而对盗采黄檀木的事情充满了兴趣，当然，他心里想的最多，还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提高从李再安生意中的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