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者来说或许不是很正常，但没有人会拒绝对“烈士”同志的评价，哪怕是“革命者的弥赛亚”这种同抗争旧秩序的剥削相比并不正常的称谓，不过这绝非是个人崇拜和反动习俗带来的影响。

　　 早在高卢革命开始之前，当社会主义还是个小众政治理论的时候，“烈士”同志已在家乡宣扬“真正的乌萨斯人”所应具有的品质，他的思想显然受到正教会与拉特兰人的影响，但这一切的狂热和愚昧没有影响他的神智，这位活生生的烈士抵抗了那些不理智的部分，以理性、传统道德主义和进步主义构建了自己的心智基础，在他加入白军为国效力时这一切只增不减，任何人自诩为了国家更好而一声不吭的愚蠢奋斗和不动脑子的愚忠着执行上级命令、互相推卸害人的责任都可以是逃避政治思想的借口，唯独“烈士”同志真正的以那不可思议的个人作风与行事准则改造着白军，就连只知进食与赴死的灰色牲口都在接触他后日渐恢复人性。

　　 高卢革命让“烈士”同志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他的思想一拍即合，如此一来“烈士”同志彻底诞生，他庇护了高卢公社的部分同志，带他们来到乌萨斯帝国蛰伏，而圣骏堡之乱的战车援助也来自他和他战争兄弟们的革命热情，毫不客气的说，除了代表圣骏堡工团的勃朗施坦，“烈士”同志就是整个委员会中全体“共产党”无法忽视的唯一伟人。

　　 面对政治方针的僵局，“烈士”同志依旧没有留下任何妥协的余地，他以激烈且坚决的态度日复一日强调着“家庭归属”、“乡土情怀”等概念中的那些封建主义遗毒，没有比他更在乎如何在理论上瓦解这些旧时代思想的同志，也没有比他在针对民族主义的“民族身份淡化”策略和针对国家主义的“国家与国家传承法理解构”策略上要更坚决的人了。

　　 不同于“真理”同志从已离开的勃朗施坦同志那里继承的不断革命理论和“血腥屠夫”同志独创的革命与清洗理论，“烈士”同志要特别的多，他在一方面对旧秩序的思想保持中立态度，另一方面他却又积极的从逻辑上破坏这些过时的、来自反动派的思想钢印，这位活生生的烈士恨不得他的党徒乃至是全部在委员会控制范围内的乌萨斯人都是刚强的、进步的、毫无污点的活生生的烈士，也因此在经济层面尽管他同意了来自弗拉基米尔的“临时资本化过渡经济”，但却还是十分激进的强调着工业化的必要性，为此他情愿在安置那些农奴的时候动用大量社会资源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让委员会难以说出口的是，尽管与“真理”同志和“血腥屠夫”同志都被归属为极左派，“烈士”同志其人绝对是心知应该如何革命又最关爱所有人群利益的革命战士，但他担当主席是否会导致委员会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种全新的独裁形式还是未知数，同时这位全委员会最热爱革命的战士在那些固执的坚持着落后思想的群众的处理问题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部分，至少已知的是他曾以“允许民族自决就是给资产阶级留把柄”的名义强行转移了那些在乌萨斯帝国崩溃后不再受制于泛乌萨斯论的、以为自己脱离乌萨斯帝国主义暴政的民族主义者，即便这种转移由于当前圣骏堡的物资问题和笼罩全乌萨斯的最冷之战影响导致伤亡率是人尽皆知的夸张，“烈士”同志还是坚持着把他们从自己的家中转移到了荒郊野外来“建设乌萨斯母亲”。事实上，在他们被转移之后，他们的名字和住宅被即刻分配给了“泛乌萨斯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如果几十年后他们没有死在冻土，他们的待遇是个很难处理的人权问题。

　　 很多观察家认为“烈士”同志其实就是个“改头换面的乌萨斯民族主义者”、一个活在沙皇所构建的泛乌萨斯叙事下的自称进步主义者，但不得不说，他和他的党徒们绝对一心一意的要建设一个先进的乌萨斯，或者说……全乌萨斯苏维埃联盟。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