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卢爆发二次革命期间，乌萨斯革命者与高卢人合流，一起加入了这场把思想在世界上真正实践的社会实验，因为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倾向，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全都被视为投机者与保守派被排除出革命，高卢本身的高度工业化同样也让这次革命充满了工团色彩，这使得后来不少泰拉国际的同志担忧那时是否正在将革命引入可怕的高潮，但不论是福还是祸，高卢屠杀摧毁了正在变得更加…疯狂又更加理想（这二者居然真的会同时出现）的运动。

　　 作为高卢革命的遗产，“烈士”同志暗中引渡了一批同志回到乌萨斯帝国境内，作为富农的勃朗施坦同志早在多年前已是革命同情者与支持者，在乌萨斯地下公社的宣传过程中接触到了最新的革命思想，他随即在圣骏堡周遭进行工人运动，被黑色百人团与内卫逮捕投狱，正急于寻求政治力量以对抗国内保守派的沙皇费奥多尔与狱中的他联系，在权衡得失利弊后，被捕工人遭到释放，勃朗施坦同志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身份离开监狱参与政治活动，但沙皇的卖国条约带来的不满与维多利亚的经济殖民相互作用致使局势升温，他又因国家杜马与贵族、沙皇之间普遍存在的权力纠纷问题放弃了政治路线，勃朗施坦同志便怂恿改革派转化为激进的革命者离开杜马，自己也很快宣布退出政坛。

　　 离开政坛的勃朗施坦同志把重心放回到了地下公社的运营，国家杜马的迟缓越久越引发人们的不安，正值愈发寒冷的低迷期，以安娜·莫罗佐娃（即“真理”同志）等渴望进一步推行革命的人群为主力，勃朗施坦同志和他的极端思想在人群间传播，这使得他们甚至足以干涉同样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白军，圣骏堡之乱则彻底引爆了恐慌，把政治冷感变成了觉醒。

　　 起初勃朗施坦同志认为应该走工人为主的路线，通过直接的国有化把农奴淘汰，赶那些落后生产力滚进工厂变成工人，在思想文化上都显得极端意识形态化，他在这方面的处事方式不是依靠美德、可用性，而是完全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对国家利益的看重也十分随意，毫不客气的说，在他的眼中乌萨斯就是个革命堡垒，它只是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固的根据地，不代表这片土地就有什么高等地位了——乌萨斯是革命的结晶也是需要“爱国主义”的？对，但革命的结晶是那些工人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他们以此取得的战胜枷锁的伟大，而爱国和乡土情怀或者别的什么都一样，难道国家有存在价值吗？难道乡土有吗？那就是块土壤，特别大的土壤，它的价值是上面的工人决定的，没必要赋予它神圣性，这神圣性是属于工人的，就拿勃朗施坦同志本人来说，他有的一切都是任何工人该有的，是同属于任何工人的（有的傻子会陷入误区，如“共享妻子”等愚蠢的想法，难道妻子不是独立的人吗？），那些好听的爱国爱民族爱乡土都是隔空打靶，绕了个弯子把工人的赋予他物来借物喻人，它还会给资产阶级借口，让他们催眠工人“世界上真有一个超实体，那就是你的国、你的民族和你的家乡”，这是必须在思想上战斗到底的部分。

　　 在大刀阔斧的工业革命中，勃朗施坦同志为首的“工业党”的强硬工业化激发了农奴的反抗，绿军在圣骏堡附近迅速起义，正忙于联手对抗白军的黑军联盟没有太多表现，不过这帮无政府主义者也在把白军赶到乌萨斯中部之后就默不作声的藏了起来，这种现象激发了他重新翻出一封信的欲望，名为弗拉基米尔的少年在信中激烈的训斥了委员会目前的方针，这让勃朗施坦同志若有所思，他很快把党内事务交给了“真理”同志，一个人穿过风雪消失在通往中部乌萨斯的要塞前。

　　 作为勃朗施坦同志的继任者，“真理”同志身上同样有那一身学究气息，来自前任的思想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资产阶级的转移矛盾手法十分有效，通过把革命转移至全世界，全乌萨斯苏维埃联盟能在毁了所有让资产阶级有理由塑造矛盾借口的目标的同时强行把改革路上的阵痛碾过去，“不平衡发展”理论坚定了国际输出革命的必要性，她已准备好接任勃朗施坦的地位，没有人能动摇革命。

　　 现在“真理”同志正与绿军交手，另一方面她也在筹备着“肃反”那些潜入圣骏堡的黑军联盟，通过团结和“握紧枪杆子”，这次不会有人重蹈高卢惨案的覆辙。

　　 ——永远的革命。